恨了二十年的抛妻渣爹，竟暗中给我过户九套房免费自由阅读_大伯母叶长林最后结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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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

父亲带着别的女人跑了二十年，母亲靠一台缝纫机把我拉扯大，我连他一个电话都没等到过。三十六岁攒够首付去银行办贷款，柜员查完系统看着我，说：叶女士，有个叫叶长林的人，用二十年时间，把九套房产一套一套过户到了您名下。叶长林，是我那个再没回来过的父亲......

正文:

叶知秋，三十六岁，南昌一家民营公司的财务。十五岁那年，父亲扔下一张纸条，消失了。二十年，没有一分钱，没有一个电话。我靠母亲的裁缝手艺和自己拼了命地考学，走到了今天。攒够首付那天，我一个人坐到银行贷款窗口前，准备把这些年最大的一个坎迈过去。柜员是个年轻姑娘，接过我的材料，对着电脑查了一会儿，忽然停下来，转头叫来了主管。两个人凑在屏幕前低声说了几句，然后一起看向我。

"叶女士，您名下有一批不动产登记记录。"

我说不可能，我从来没买过房。

主管把屏幕转向我。

"这些房产，登记人原本是一位叫叶长林的先生。他在过去将近二十年里，分批将产权过户到了您名下。"

九套。

最早的一套登记时间，2004年。

那一年我十九岁，一个人在南昌租最便宜的床位，靠助学贷款交学费。

叶长林。我盯着屏幕上那三个字，手指攥着膝盖上的包带，半天没有动。

那是我父亲的名字。

我出生在江西萍乡，一个靠钢铁厂撑起来的小城。

父亲叶长林是钢铁厂的炼钢工人，母亲陈玉兰在家门口摆了一台老式缝纫机，给街坊改衣服、缝裤脚。

家里不算富，但日子过得下去。

我最清楚的记忆是冬天。萍乡的冬天湿冷，屋里没有暖气，父亲下了夜班回来，手冻得通红，进门第一件事是把我抱起来，用两只冰凉的手贴我的脸。

我缩着脖子叫。

"爸！你手好冰！"

他嘿嘿笑，不松手，说："给你爸暖暖。"

母亲从厨房探头出来，嘴里说着"大人小孩一样"，手上端着刚煮好的姜汤，脸上带着笑。

那时候的日子是踏实的。

父亲在厂里干活卖力，年年都能拿先进。工资虽然不多，但从不拖着。每个月发了钱，他会抽出一张最大面额的，放到母亲的缝纫机抽屉里，说一句"这个月的"。

母亲也不多问，收起来，该买菜买菜，该交学费交学费。

我记得有一年开学，学费涨了，母亲翻抽屉翻了半天，差了四十块钱。她坐在缝纫机前算了好几遍，没说话。

父亲那天正好在家，不知道怎么知道了，也没吭声，出去了一趟，回来把四十块钱放到桌上，说了句"昨天帮老刘修自行车，他给的"。

母亲拿起钱看了看，说："你又去借人家的。"

"没借，说了是修车费。"

母亲叹了口气，没再追问。

我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，偷偷瞄了一眼父亲。他靠在门框上，手里转着一把螺丝刀，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，但嘴唇是抿着的，像在忍什么。

那时候我不懂，后来才明白，那是一个男人撑不太住、又不肯说的样子。

但那时候的父亲，真的是好的。

他不会说好听话，做事却从不含糊。家里的灯泡坏了，不等母亲说，下班顺路就带一个回来换上。缝纫机的皮带松了，他蹲在地上折腾一整个下午，油从指缝里渗出来，擦了又擦，最后踩了两下踏板，转头跟母亲说"好了"。

逢我生日，他不说话，但枕头底下一定会多一样东西。

有时候是一盒彩色铅笔。

有时候是一本厚厚的故事书。

有一次是一个小铁皮青蛙，上了发条就在桌上蹦。

我抱着那个青蛙高兴了一整天，他在旁边坐着，看我笑，自己也跟着咧嘴。

母亲在一旁摇头。

"一个铁皮青蛙能玩一天，随你爸，都是孩子气。"

父亲假装没听见，低头继续看他的报纸，但耳根是红的。

那是我记忆里最完整的一家三口的样子。

灯是黄的，桌上摆着没吃完的花生，母亲踩缝纫机的声音嗒嗒嗒响着，父亲靠在竹椅上看报，我趴在小桌子上画画。

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。

变化是从钢铁厂效益不好开始的。

我大概十一二岁那年，厂里开始减产。先是加班少了，奖金没了，后来连基本工资都开始拖。

父亲的脸一天比一天沉。

以前他下班回来，还会跟母亲说两句厂里的事，后来话越来越少，进门就坐到院子里，对着一根烟发呆。

有一次我放学回家，推开门，看到他一个人蹲在院子角落，面前地上摆着三个空啤酒瓶，手里还攥着一个。

我叫了他一声。

"爸。"

他转过头，看了我一眼。

那个眼神我记了很久，不像是在看自己的女儿，更像是在看一件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弄丢的东西。

"回来了？作业写了没？"

"还没。"

"去写。"

我进了屋，从窗户看出去，他还蹲在那儿，一动不动。

那段时间他开始喝酒。

不是以前过年时喝两杯的那种喝法。是每天晚上，等我和母亲都进了屋，他一个人坐在堂屋，一瓶白酒，一碟咸菜，一声不吭地往嘴里倒。

有时候我做完作业出来上厕所，路过堂屋，看到他还坐在那里。桌上的酒瓶空了，他把头埋在胳膊里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在想什么。

我站了一会儿，没敢叫他，退回了房间。

母亲不是不知道。

她只是不说。

那段时间她的活儿接得更多了，早上六点就起来踩缝纫机，晚上做到十一二点。偶尔有街坊来取衣服，聊几句家常，问一句"长林最近怎么不见出来走走"，母亲就说"厂里忙"。

厂里忙。

这三个字她说了大半年。

后来连这三个字也不说了，因为街坊都知道了，厂子快倒了。

那一年我十三岁。

有天下午放学，我路过巷口的杂货铺，听到里面两个人在说话。

是对门的李婶和隔壁的赵大姐。

李婶的声音压得不算低。

第二章

"哪个？"

"就那个孙丽，离过婚的，三十出头，白白净净的。"

"真的假的？"

"我亲眼看见的，那天下午两个人从厂子后门一起出来，有说有笑的。"

我站在杂货铺门口，手里提着母亲让我买的一卷线。

身体没动，耳朵却把每个字都收了进去。

心里有个什么东西，很轻地碎了一下。

不是那种剧烈的碎法，是像薄冰上出现一条细缝，你明明看到了，但假装没看到，告诉自己还撑得住。

我转身走回家，把线放到缝纫机上。

"妈，孙丽是谁？"

母亲手里的剪刀停了一下，没抬头。

"哪里听来的？"

"外面听到的。"

"小孩子少打听大人的事。去做你的作业。"

她的声音很平，手又开始动了。但剪刀尖在布料上划过的轨迹，我看到了，歪了一点。

我没再问。

大伯母何美凤是在那段时间开始频繁往我家跑的。

大伯叶长松是父亲的亲哥哥，比父亲大四岁，早年在外面跑运输赚了些钱，在市里买了一套带院子的房子，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好不少。

大伯母嫁过来之后，嘴上从没给我母亲留过面子。

倒不是吵架，她比那更让人难受，是一种客客气气的踩。

每次来我家，进门先扫一圈屋子，然后叹一口气，说一句"玉兰啊，你们这房子也该收拾收拾了，我看那墙皮都掉了"。

或者拎一袋旧衣服过来，往桌上一放，"这是嘉瑶穿小了的，你看知秋能不能穿"。

母亲每次都笑着说谢谢。

我穿过堂姐叶嘉瑶的旧裙子，旧校服，旧棉袄。

嘉瑶比我大两岁，长得白，人也聪明，但聪明用在了别的地方，学习一般，嘴巴厉害。

那时候逢年过节两家人聚在一起吃饭，嘉瑶总要在桌上显摆两句。

"知秋，你身上那件是不是我去年的那件？我就说嘛，穿你身上也挺好看的。"

大伯母在旁边接一句："嘉瑶，别说这些，你妹妹不在意的。对吧知秋？"

我嚼着嘴里的饭菜，点了点头。

母亲在我旁边没出声，只是夹了一筷子菜放到我碗里。

那时候我就知道，这种"好意"，是最让人咽不下去的东西。

父亲在的时候，大伯母来得不多，因为父亲虽然不爱说话，但他在场，何美凤多少会收着点。

但后来厂子效益差了，父亲喝酒的事传开了，大伯母来的次数明显多了。

不是来帮忙的。

是来看笑话的。

有一次她坐在我家堂屋，喝着母亲泡的茶，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多年的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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